(本文發表於2012/04/30 新頭殼新聞網)
林靖堂
兩大媒體集團商業利益引發半個月來《壹旺大戰》，依照目前情勢，未到NCC決策前，戰火似乎尚無止息跡象。然而，《壹旺大戰》所導致或反映的問題，不僅揭開醜陋的媒體大亨私利戰爭，以及台灣媒體政策與法規管制的缺失；公器私用的結果，也導致傳媒教育的新聞學基本價值在產學界中崩壞殆盡。
半個月來壹傳媒與旺中媒體集團無論在報紙、電視，皆各自透過旗下所有能利用的媒體管道，竭盡所能在各種事件、消息中，透過新聞報導、評論特寫、談話節目內容，甚至刊登廣告等媒體形式，以大篇幅版面互揭瘡疤，大剌剌地評論涉己事務。
媒體對牽涉公共政策與公眾議題層次的涉己事務進行報導並非壞事，但此次兩集團的新聞戰爭，已完全顛覆大學新聞傳播科系大一基礎新聞採訪寫作的第一課－「新聞應公正、客觀」。很難想像，教導大一新採寫的教授，如何在學子面前，用《壹旺大戰》的新聞案例比報教育學子，台灣與西方新聞專業最根本基礎？不過或許，作為反面教材的確是最經典的教案。
尤其是支持旺中併購案的新聞傳播科系學者，新聞採寫課堂上教導學生新聞客觀義理ABC同時，這些學者又如何看待自己所支持與評論的媒體，是如何踐踏此一職業與其所在的新聞學術內涵中，最根本的專業性根基？
再者，「兩果相爭」也造成台灣傳播界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嚴重傷害。旺中媒體集團總裁蔡衍明在《華郵》公開期望自己旗下的記者下筆前要三思，對外則攻擊審查併購案的NCC委員、批評反對蔡衍明六四言論的學者，以及立法委員。此外，兩媒相爭，讓雙方基層員工都對自己媒體互相爭執的作為多所不滿，卻不敢公開表達。
媒體商業利益相爭的結果，不僅沒有內部新聞與編輯自主，更無外部言論自由，過去媒體建立而來的民主機制，在商業利益之下又成為泡沫。新聞傳播科系大一入門課灌輸學生新聞業最引以自豪的第二個基礎－「無冕王」及「第四權」的概念，也遭幻滅。
過去的大學新聞傳播教育，有很大部分，是以培養基層的新聞工作者為主要目的。幾乎各新聞傳播科系的入門第一堂課，建立並內化學生新聞專業性本質的基礎，早已在現實的媒體商業利益下，本來「應為」的新聞基礎早已逐漸轉化為期望達成的「理想」。
此外，從此次《壹旺大戰》對新聞基礎定義的傷害，以及NCC委員人選的選任與消耗來看，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基本目的，仍有再檢討與改革的必要性。
從較大的結構與政策角度觀察，包括NCC成立七年來的委員選任，以及政府傳播與新聞政策規畫部門的公務員專才需求，再對照台灣新聞傳播科系政策研究的質量，與人才培育的課程規劃。台灣的新聞與傳播教育，較少建立包括博士班在內，學生在傳播政策、政治經濟分析的關注。新聞業本身需要人才，但是具備傳媒與文化政策思考的政策管理部門，也需要具備宏觀視野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傳媒結構與公共政策規劃人才。
雖然，目前台灣各大傳播院校有關傳媒與文化政策思考，以及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課程並不是沒有，但單獨以此為課程主題開班授課，或所佔全系全院課程比例者，相對弱勢。這類課程，或包裹於基礎傳媒／新聞學理論課程內，或包裹於傳播法規之中，為理論與法規課程內部分的授課內容。以政策為題的課程，至多是在相關新聞傳播系所大學部高年級或研究所開設一至二門課程，學分數仍相對較少。
從微觀角度而言，獨立媒體、網路媒體，也需要具有理想者，利用所學投身從事。但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相關系所中，引介、實踐或參與，乃至於學者研究草根媒體、獨立媒體、公民新聞的課程和研究，佔整體新聞傳播院校的課程比例，亦為相對少見。
只是，從媒體多元性與公共性角度見之，我們不應坐視媒體財團的無限擴張，也很難期待媒體財團會有足夠的公共利益思維。當媒體市場逐漸為怪獸所壟斷、寡占時，我們不能期待其所生產的新聞或節目資訊，能帶給我們所需的知識養分，《壹旺大戰》的表現即是歷歷在目的佐證。
因此，台灣的新聞傳播課程，也當更為重視獨立媒體的培力，讓學子在了解草根與獨立媒體的重要性外，亦能選擇獨立媒體來投入自己的理想。
台灣新聞傳媒科系總共80餘所，該學術領域共近300餘位教職人員，2009年旺旺三中併購案所引發的傳媒學術界聲援NCC委員與學者案，當時連署聲援的參與者即佔近台灣傳媒學術界的半數，可見傳媒學術界對於維護自己的專業性有共識。
而今，似乎也到了傳媒學術界藉由《壹旺大戰》，再次重新反省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時候。
或許，除了賦予學生新聞傳播工作的技能，也應該讓傳播人能有宏觀的政治經濟視野，多給予學生傳播政策的思維訓練，了解自己所處的專業領域其所在的政治經濟與管制背景，讓更多傳播人了解自身處境，在適當的環境中實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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